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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回忆,似乎没有过。我不知该忆起什么。身体散发出的缕缕清香,你又何知,我是如何制造出这香味。我仰天长笑,笑得那么苍白无力,只为看你莞尔一笑。

关于《不要将我逼上绝路——另眼看复旦投毒案》

以下是鄙人对此事和此文的一点想法。部分相关内容来自网络。此篇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想法,或者说是一种悲鸣和无奈。(切勿断章取义)愿逝者安息,生者安康。希望以此篇为鉴,不要再发生这样的悲剧。

2015年12月11日,备受社会关注的“复旦大学医学院学生投毒案”的罪犯林森浩被依法执行死刑。延宕2年有余,最终以这样的方式落寞,不禁让人唏嘘不已。在这个令人悲伤的案件中,没有谁时胜利者。而这个案件也没有结束,其背后的国民教育、社会舆论、司法鉴定体系等问题和死刑存废之争仍然继续影响着我们。

首先是国民教育。此事一出,不少媒体板子都打到大学屁股上:(新浪网评论)专业知识丰富的名校生守不住基本的道德和人性底线,让人警醒:过于功利的社会环境让我们忽视最基本健康人格的培养,灌输仇恨的不良风气让心浮气躁的青年人心胸狭隘,缺乏容人之量;培养人才,有知识更要有德性;大学教育,重学术更要重人格。

而这些评论并不一定妥当。我认为此悲剧的发生其实是主要由于施害者的长期的心理扭曲加之一时冲动、,而非大学的教育和管理(当然,我仅是就此事来论,而有些相似事件大学教育则有除去个人因素的主要责任)。如把它当做一个典型案例,没完没了地报道、评论,搞得大家紧张兮兮,使得同学之间都要互相提防,就得不偿失了。我们要注意到的是,林皓森并不是一个品行恶劣极端凶残的人。(复旦大学金融系老师)谢百三接受访问说:“(林皓森)他性格很内向,不善于表达,不喜形于色。他家里很穷,妈妈也重病在身。(投毒案未发生之前,)听他同学说,他妈妈得了癌症,为了妈妈的病,全家人坐旁边哭,他只是在旁边低着头,可以看出他也很难过,但他就是不说话。”参与求情的学生也说自己接触到的林并非十恶不赦,经常在学习生活上帮助他们。不仅如此,他还参加义工活动。而在被判死刑后他仍不断嘱咐父亲要让弟弟妹妹好好学习。那么,又是什么迫使这样一个温和善良的孩子走到这一步呢?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林和黄的同学关系。也就是说正是由于这两人在处理平时生活矛盾的不合理,导致彼此之间的冲突扩大,以至于一方对另一方的仇视。出事之前,林和黄就因为是否平摊宿舍桶装纯净水的费用起过争执。林以自己的是黄和葛“粗暴”的思维方式:对抗、排斥异己。完全没有一个大学生应有的解决能力,更别说是作为一个复旦高校生;也看的出,面对利益冲突时两人拼命“保全自己”的自私心态(此处是很复杂的,不仅是学生自己,社会学校都有责任)。作为舍友,黄和葛肯定都清楚林的家境并不宽裕,那么理解林所提出的异议应该不难;而解决此矛盾的办法也有很多,比如选择以适当的比例照顾林来分摊水费,或者以林帮忙做宿舍卫生来补偿。两个为一块面包争执不下的孩子,最后都能达成平分的协议一起分享,三个大学生为什么不能?于是,正如此文所讲,他们讲异议者“敌对化”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实际上制造了更多、更严重的纠纷!正是他们自己放弃了折中,选择了决绝,选择了以排斥性的方式将对方置于为共同体所不容的境地,进而亲手将其塑造为一个“敌人”!

对此,相关专家郑晓边表示,一些大学生缺乏人际交往能力是连日来高校死伤事件频频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这背后是长期以来相关教育的缺失(而这种教育的缺失则是多方面的)。无论是学生自身还是学校、社会,都应该尽快亡羊补牢。此外,郑晓边建议,设置相应的服务机构,对大学生提供危机干预,及时为大学生提供心理疏导方面的帮助。面对异议,学会理解和解决才是最需要的,最有力的。

再之,社会舆论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77名复旦大学学子为林森浩求“免死”,迅速导致两种观点交锋—一种认为这是一种正常举动,也是舆论的一部分;另一种则痛斥“求情”是非不分,触犯了文明底线。《环球时报》刊发《复旦学子有权表达对“死立决”的态度》的评论文章表示,复旦学子有权发出他们的呼声。他们表达自己的意见也有一定的合情因素,也是舆论的一部分;《光明日报》 “光明时评”指出,复旦学子的同情心用错了地方。如果同情心是非不分正邪不辨,就会沦为邪恶的帮凶。他们的求情信,让人万分遗憾。

新浪新闻和浙江卫视的“为投毒者求情过程揭秘”。据媒体所说,林森浩之前帮助过的学弟学妹和林父共同找到严律师咨询,在律师的建议下,由学生执笔写了这份“求情信”。随后,学生们又找到了谢百三,希望由他倡导。在学生和老师的共同参与下,才有了“177名学生联名上书”事件。“求情信”其中列举了林森浩平时日常生活学习中的一系列琐事。比如,汶川大地震发生时,他从平时节约的钱中捐出800元(他每月的生活费仅200多),是同学中捐款最多的学生之一;还发表过8篇学术论文,在国际有影响力的学术杂志上也有作品刊登;病人送的红包,林森浩坚决拒收。他还曾给农民工连续服务一周,从始至终都很热心;他平时节俭、朴素(家里是农民,很累很穷,母亲还患有心脏病)。律师严义明说:“因为这信是同学们最真实的心理反映,看了以后我觉得原则上没有大问题,我就一个字也没有改。”

而针对求情信,黄洋的父亲黄国强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学生的做法“太幼稚”,并要求政府一定严判(林森浩),判处死刑。“杀人偿命”是黄国强眼中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大概,这件事结束后也只有他们会有正义感得到伸张的那种酣畅淋漓的快感吧。

面对“上书举动”的争议及指责,谢百三发表声明表示:“这件事,177名同学和我是既不为名,也不为利,有什么名利可图呢。”他再三强调,这封信上的签名人完全是自愿的,法学院、医学院同学他自己绝大部分都不认识。“我开始一直不愿出头,不想引起人们的误解。”谢百三在声明中解释说,“我是一个非法学院和医学院的老师,参与此事有点不伦不类和唐突,只想做件善事。”毕竟,都是一个学校的学生和老师,曾经朝夕相处或者相互帮助过,林的事情实在是个悲剧。谢百三说:“177名同学自愿签名已说明了一切。这些同学都很优秀,也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正如学校发言人所说,这是他们的公民权利。”谢百三坦言,对于这件事,其实他们发出的只是一种声音。至于“沦为邪恶的帮凶”,我认为不至于;大部分的大学生还是有自己的判断力的,整个联名也是自愿的,仅仅是学生普遍的惋惜的声音,他们或许有些单纯的认为林能够从中明白些什么,相信林的能力,但这种单纯确实极易成为某些人的空子,而不能就因为这样否定掉学生的声音;从伦理的角度来讲,这件事也不是林一人的问题(正如前面所讲,黄缺乏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单单这样判处死刑,未免让人担忧,不禁担忧公民教育的结果,也会引起学生间的不信任和猜忌,给单纯清新的校园生活笼上一层“黑色恐怖”。

而这一切都要归于死刑存废之争。纵然白发人送黑发人,乃人间至悲至痛之事,以命偿命无疑是另一起悲剧;从世界范围看,死刑废除也是一股潮流,但在中国“以牙还牙”、“杀人偿命”的文化基因下的正义伸张,不能刻意逢迎、轻言超越,否则更会戕害法治本体。废除死刑是个大趋势,,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这也正是求情信这样一种正常的民意表达,却引发如此强烈反对的原因。目前,由于司法制度的不完善,公正,只能以法律之名。谢百三说:“对被害人黄洋的家人我们要帮,对林森浩要按照法律行事。林森浩的罪行有几种可能,一种是故意杀人,一种是过失杀人,还有就是间接故意杀人。面临的刑罚是死刑、死缓、无期徒刑等,现在的一审结果是林被判了一个最重的。”这种悲痛壮烈的死刑,听起来就像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青年学生热烈的游行示威和政府的残暴镇压,一样的令人叹惋,只是唏嘘不已不住的摇头,没有力量去阻止也无法阻止!

重新审视这起投毒案件,更多人提出这是现行司法鉴定体制有着制度上的局限性。相较于之前的舆论“免死”呼吁,法律框架下的专业化辩护,在弱化了情感冲动的同时,也强化了据法辩争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尊重司法程序意味着,更多正义能经此渠道,得到稳定的生产与供应,类似“清华铊中毒”、“复旦投毒案”等恶性案件将得到强力遏制,而被暴力和仇恨所撕裂的伤口,也将在法治精神的照耀下,随着时间流淌而渐趋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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